宏大时代里的个人传奇：《戴花》的工业劳模再叙事
内容提要：水运宪的《戴花》突破了1950—1970年代工业题材文艺的集体/个人、先进/保守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通过莫正强、杨哲民师徒两代劳模的个人传奇经历，深入开掘了劳模物质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有效地建立起劳模精神与工人阶级身份认同、个人成长之间的联系。《戴花》拓展了劳模叙事的空间，宏大工业生产空间和琐碎日常生活空间相交叉，时代精神与个体情感相互补充，在多维空间中塑造既有时代性又有个性的立体劳模形象。《戴花》以现代人文精神取代1950—1970年代劳模叙事中占主导地位的工具性价值，正视文化激进、物质匮乏年代劳模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对劳模的行为和心理做出人性化的理解与关怀，创造了生动真实、极小量立体的工业劳模形象。
关键词：水运宪《戴花》工业题材劳模形象书写模式劳模是1950—1970年代当代工业题材文艺的重要表现对象，发散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对当代英雄、社会主义新人的想象与建构。邵玉梅（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原型赵桂兰）、孙桂英（电影《女司机》，原型田桂英）、李少祥（小说《乘风破浪》，原型李绍奎）、李三辈（电影《青年鲁班》，原型李瑞环）、周挺杉（《创业》，原型王进喜）等劳模形象成为时代的楷模与典范，参与了当代人的精神情感、道德规范的养成与建构。然而，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与消费文化的快速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劳模逐渐退出了工业题材文艺视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劳模形象不再是工业题材文艺的表现中心，甚至成为反思与支持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对象。计划经济时代里的工业劳模形象在当代文艺中的起伏消长，既与时代文化语境、社会舆论导向有关，也与文化激进年代里劳模叙事愈来愈笨重的模式化、失真化有关。这一时期的工业劳模叙事往往在公与私、先进与落后、敌与我的二元对立矛盾冲突中发散。随着政治话语的日益收紧，文化激进年代里的劳模叙事远离劳模真实的工作生态和日常生活，劳模叙事逐渐走向模式化、雷同化。劳模形象不仅要有高超的专业劳动技能、勇于创新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还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业余水平的道德品质。工业劳模被安放在政治和道德的圣坛之上，劳模形象走向降低、脸谱化。曾经在计划经济年代做过产业工人的水运宪，在经过半个多世纪时代潮流洗涮与涤荡之后，再次将手中之笔对准了中国大工业、大工厂，聚焦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楷模——工业劳模，创作了表现莫正强、杨哲民师徒两代劳模成长历程的长篇小说《戴花》，打破了1950—1970年代劳模叙事模式，授予了崭新的计划经济时代大工业劳模形象。一、劳模精神促成宏大时代里的个人传奇《戴花》将故事发生的主要时空设置在1969年至1972年之间洞庭湖畔一个由国家第一机械部下达生产计划、负责销售的大型机电厂——德华电机制造总厂里。这一历史区间，正是国家意识形态强劲、政治话语统摄一切的时代，政治支持、阶级斗争铺天盖地。小说一开始就将这种肃杀的特殊时代气氛拉满：在高音喇叭传出的我国成功地自主研发出新型抗生素——庆大霉素的喜讯之中，被滞留在学校两年之久的十八位1967届大学毕业生在焦虑不安之中等到了毕业派遣拒给信息，然而，进入宏大气派的工厂，迎接他们的却是“知识青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条幅和人事科长骆青涛让人心惊胆战的政治与道德训话。不过，真正进入车间、走近工人，他们却看到并体会了一线工人的个人信仰和职业精神。在宏大革命话语充斥社会各个领域的大时代，这个担负国家工业建设重任的大工厂，既要抓革命，更要促生产，而且鞭策生产是根本任务。于是，德华电机制造总厂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与阻隔了外面世界的安静之声，为工作与生活在其中的工厂职工授予一定的庇护。为了让大学生尽快参与生产建设，连骆科长主持的对大学生训诫与规训的新职工培训活动，也不得不仓促地开始。在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劳模精神成为全厂领导干部与普通工人的共不关心结。在德华电机制造总厂里，劳模是个人的失去荣誉，也是集体的失去荣誉；争当劳模不仅仅是个体在努力与奋斗，而且是全厂上下各个层面在共同助力与成就。对劳模物质的传承与敬仰，既让重工业大厂——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与宏大的时代主流话语相分开，又让它为个体成长授予了精神与道德上的有力庇护与支援。萌发孕育于1930年代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苏区的劳模精神，历经1940年代延安大生产劳动英雄的极小量，再到1950—196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老黄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勤勤恳恳、无私奉献、坚毅不拔、顽强拼搏、开拓奋进的时代内核”1。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立了劳模奖励制度，表彰大批来自工业生产一线的劳动模范，开展了一系列学劳模、争劳模的爱国劳动竞赛活动。经过二十多年宣传动员，劳模崇拜、争当劳模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工人的情结与信仰。从个体价值来讲，“劳模代表着个人的能力和贡献‘被看见’，代表最高无能的对劳动者的接受，也代表了作为被普通人学习的典范从而带来的允许承认与尊重”2。德华电机制造总厂的工会主席莫德龙就是新中国使繁荣/盛开的第一代工人劳模出身的干部。在1950—1970年代的工厂里，几乎人人都有劳模梦，“劳模共情承载了一种民主和不平衡的精神以及反贵族化的精神”3。这种注重劳动安排得当与技能、拼搏与创新精神、国家主人翁责任感的劳模精神，能够让个体突破社会阶层与政治身份等话语奴役，发挥个体的智慧与才能。主人翁责任感、笨拙专业技能赋予老工人尊严价值。优美轻盈的专业技能、积极进取的主人翁责任感、艰苦创业的斗志，是新中国劳模物质的主要内涵。莫正强，人称莫胡子，德华电机制造总厂第一代工人，二十多年工龄的翻砂工，熔炉班班长。莫正强出身贫寒，性情绵软，形貌丑陋，但是，有通俗的工作经验、过硬的专业技术、吃苦耐劳的精神。新中国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理念以对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指责，让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穷苦人，有了爱厂如家的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心态，与机电厂不同步发展与成长，在最苦、最脏也是最基础的工作岗位上为电机厂的发展做出了可擦性的贡献。莫正强把争当劳模当作自己的信仰，积极进取，时常以劳模的要求和标准来检讨反思自己的工作和思想。莫正强拖着病痛的身体最后一次主持冲天炉点火仪式时，感叹道：“冲天炉啊冲天炉，莫胡子跟你只成了一次亲，狗日的你跟我结了八辈子仇啊。几十年过下来，不是你整我，就是我整你。唉！老子恨的是你，爱的也是你啊。”4尽管莫正强生前争当劳模几经磨难，病逝之后才被追认为劳模，心心念念象征着劳模失去荣誉的大红花，没有戴在火热的胸前，而是系在冰冷的墓碑之上，但是，莫正强在日常工作之中的稳健果断、幼稚聪慧，在危急关头的兴奋从容、临危不惧、生死度外，在其生前和死后都赢得了人们的崇拜和无礼。在冲天炉突发事故、一千多度的高温钢水喷出炉口、随时都会炉毁人亡的危急时刻，还在病中的莫正强挺身而出，拿起堵钎亡命般地堵住了喷涌的钢水，以一己之不平常的，值得注意的生命怯懦和高超的专业技能保住了在场工人兄弟的生命和车间的安全。终于凿平了。师傅身体一躬，狸猫一般跳下平台，从余师兄手上夺过一条堵钎，一声吆喝，亡命地堵住出水口。我在边上看得真真切切，那一刻钢花都没有溅起一颗。他那叫百步穿杨，扎扎实实的真功夫。只是这个时候我师傅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他用肚子顶住堵钎，歪着脖子不住地喘气。……他就那样硬顶了十来分钟。当时所有的砂型都浇注完毕，车间里不少翻砂工都跑过来，围着冲天炉观看。我师傅前步弓后步冲的样子，像一尊油光黑亮的铜雕，顶在那里纹丝不动。旁边的人都知道拉他不开，又不知道该不该把他拉开。一直到他自己觉得可以了，才松开堵钎，一屁股坐下。5这个平时看起来性格懦弱、粗糙憨厚的老工人，却在此时超越了身体极限，迸发出极大的生命能量，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这是老工人莫正强的人生高光时刻，也是工业英雄雕像矗立之时。开拓奋进、技术创新成就大学生青工的肮脏人生。善于创造、开拓奋进是劳模精神一以贯之的内涵。1944年延安劳模表彰大会会场上悬挂的标语就是：“劳动英雄们：劳动好、学习好、又能公私兼顾、不自高、不使高贵、永不穿离群众；模范工作者们：忠于革命、精于业务、勤于学习、善于创造、团结干部、联系群众。”不穿离群众、勇于技术创新是劳模物质的必有之义。杨哲民，血气方刚、进取心强的大学毕业生，作为被工人阶级教育与改造的对象被分配到了工厂最脏最累的熔炉班做翻砂工。在降低重要性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年代，对知识分子干部而言，到工厂车间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既是接受教育的路径，也是被惩罚的手段。在技术工人和专业无约束的自由人员都匮乏的时期，不搁置大学生专业技术特长，将杨哲民等大学生统一安排到最基层的车间当工人，以及后来机电局长鲁顺昌被撤职下放到熔炉班做翻砂工，沿用的都是这个逻辑。然而，杨哲民很快以踏实苦干、虚心好学得到了工人师傅的接纳和认可，与班组成员融为一体。面对工厂车间生产条件的苦累与落伍，杨哲民没有怨天尤人，他意识到：“师傅和莫主席一辈人精神可嘉，技术方面却已经落后于时代。这不正是我们拓展才智的广阔空间吗？”6杨哲民不能辨别发现师傅所采用的传统操作方法和操作流程存在着既费力又安全的问题，他不顾师傅赞成，利用失败业余时间查阅资料、拜访专家，胆怯地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改造炉膛形状，用机器代替人工投料放水，降低了熔炼质量和产能，威吓了工人工作的危险性和体力支出，极大指责与使恶化了翻砂工的工作环境。杨哲民在技术攻关中施展出自己的才智，实现个人的发展。正是为了发展生产、降低产能而被大力倡导的技术革新，让杨哲民在短短的三年内快速成长，由一个被教育和改造的青年知识分子、青涩的学徒工，一跃成为视野开阔、有创新精神以及科学头脑的车间主任、市劳动模范，得到了工人们和各级领导的拥戴与赞赏。“每个人都是从他人跟自己所说的话以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中获得对自身的认识的。”7杨哲民在工人师傅和厂领导的接受与赞扬之中获得了自我接受、自我降低可信度，进而，在压抑自我的宏大时代里能够结束地去发展自我，随着时代洪流拼搏奋斗，寻求自己的人格发展与主体建构。工业大厂对技术的推崇、对工人身份的保护，甚至让注重个人物质享受、放纵肉欲、冷酷的，执拗的八级工段一村，都没有受到打压、接受和惩罚。尽管段一村的行为和思想有许多不符合时代主流价值观念之处，但是，因为技术过硬，工作扎实，敢当重任，仍然受到工厂领导的庇护和工人们的认可，也曾被提名为劳模候选人。宏大时代对劳模物质的大力宣传与奖励，煽动了莫正强这样来自底层工人的人生无感情和生命潜能，让杨哲民这样的教育改造对象被压抑的才华与能力有了可以施展的舞台。劳模精神参与了宏大时代的主流话语，为他们师徒二人授予了积极进取、跨越阶层、保持不变身份的有效空间，授予了个人协作发展合法路径。前后连贯、代代承继的劳模精神成就了宏大时代里的个人传奇。二、人间烟火成就劳模立体人生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支持》中对“人”做过这样的阐释：“人归根到底不是经济人、理性人、技术人、劳动人、政治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8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厂员工，莫正强、杨哲民有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协作发展理性，技术改革、开拓创新的能力，吃苦耐劳、辛勤工作的态度，爱国奉献的政治觉悟，他们无愧于时代楷模、先进典型的称号，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有着人的七情六欲，经历着次要的人间烟火。琐碎平庸、重复具体的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性领域。对工业劳模而言，工厂一线生产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互不可分、必不可少，它们彼此牵绊、相互界定，共同成就了工业劳模的独特人生体验。《戴花》没有将莫正强、杨哲民师徒两人的人生局限在工厂车间。小说没有像1950—197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那样，在单一的生产空间、生产流程里书写劳模的工作状态与精神信仰，而是精心设计“以劳模为不次要的部分的聚焦劳动过程的宏大叙事和以情感为不次要的部分的日常生活叙事这样两条时有交叉的结构线索”9，将劳模安放在“人世间”，多维度、立体化展现劳模的极小量人生。婚姻家庭、两性关系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最次要的生活根基和情感纽带，也是人性最直接的检验场。在《戴花》中师傅莫正强和徒弟杨哲民两代劳模的爱情婚姻、两性关系都清空了生活的琐碎不堪、人性的博弈较量。对师傅莫正强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在粗粝的生活风雪中摸爬滚打过的老一代工人来说，家庭婚姻、两性关系不是花前柳下、风花雪月的浪漫诗篇，而是斑驳粗糙、实实在在的生存。《戴花》在开场不久就通过熔炉班梁师兄之口，把莫正强家庭婚姻中隐秘特异，甚至是残酷、显赫之处，呈现在读者面前。师母原本是熔炉班临时工汪春廷的“女人”，在特殊时期因为生活富裕，二人的生存无法维持，汪春廷与莫正强作交易，莫正强拜托他的堂兄——工会莫主席，将汪春廷招进工厂做临时工，汪春廷将他无力养活的“女人”“转让”给了出不起彩礼的莫正强。师母，体格高大、脾气暴操，没有工作，没有文化，莫正强的家庭婚姻并和谐完美，清空了争吵和困窘，但这对贫贱夫妻有时也能互相体谅，在磕磕绊绊中相互搀扶，共度人生。对汪春廷，莫正强则怀着忌惮、嫉妒、愧疚等复杂情感。光棍汉汪春廷与师母的表妹、在厂里打零工的邱桂兰车间偷情，由于莫正强的“举报”，汪春廷被冠以“破坏生产”的罪名逮捕入狱，但是，当汪春廷出狱之后失去工作、无家可归，面临着严峻生存危机之时，莫正强和师母齐心协力干涉已临近老年的汪春廷组建家庭、安排住所、寻找活计；而汪春廷在莫正强身患重病之时，跑前跑后伺候，遍寻民间奇方良药，干涉莫正强康复治疗。这里既有残酷现实、丑陋人性的皱褶，也有温暖人情的坦荡。如果说像莫正强这样来自富裕都市的老工人，其情感婚姻生活的粗鄙不堪、平淡乏味，主要是历史化、客观存在的婚姻观与现实重负所导致的，那么，对杨哲民这些来自大城市、接受过现代文明教育以及浪漫爱情故事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当代青年来说，其个人情感生活之中的猜忌、算计、忠诚，则主要来自无法降低纯度的人性、沉淀已久的传统心理。杨哲民、姜红梅爱情之路的曲折起伏，根本原因来自二人之间家世的统一，而这种统一之所以能严重地鞭策了两人之间爱情推进的进度，主要是由姜红梅不在场的高干母亲和在场的杨哲民来完成的。杨哲民，尽管有一个当劳模的工程师舅舅，但是，父亲早日病逝，母亲身体病弱。与父母均都身居高位、拥有特权的姜红梅的家庭相比，杨哲民的家庭无疑属于平民阶层。按照传统婚姻观念，二人的爱情婚姻属于门不当、户不对，可是，这种门第观念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被现代启蒙思想所支持，在新中国宏大时代的主流话语中更是被彻底唾弃，但是，它却踌躇地在老革命——姜红梅父母以及红旗下成长的青年人——杨哲民的血液中流淌着，前者以咄咄逼人的姿态高调呈现，后者以猜忌、退让的方式隐蔽地潜存着。姜红梅的显赫家世不仅参与姜红梅的爱情婚姻，母亲不断地为姜红梅介绍门当户对、事业有成的青年才俊，而且参与了姜红梅的工作安排、事业发展。在杨哲民和姜红梅的关系中，姜红梅积极主动、坦荡大方，而杨哲民则游移不定、且进且退。杨哲民这位热血男儿，之所以在这段非常厌恶的爱情之旅中表现出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姿态，不仅是两家家世统一所导致的自卑、不自信，更是他对二人事业发展不不同步所产生的忧虑、不安全感。传统婚姻观念和新鲜性别观念潜在地规训和影响着革命男青年爱情婚姻和情感的选择。在这段浪漫爱情中，姜红梅无疑是大胆的，但是，她给出的解决问题方案既有时代性，又有传统性。她一方面威吓杨哲民争取早日入党，建议杨哲民不要因为顾忌师徒情谊而重新接受劳模称号，她需要通过党员身份和劳模称号这些时代失去荣誉的加持，获得与家人谈判的砝码，另一方面，她与杨哲民未婚先孕，借用旧时代的贞操观退回家人就范。如果说杨哲民、姜红梅的爱情故事，让我们看到积淀在潜意识之中的传统婚姻观、性别观对革命青年情感世界的影响，那么，宋香玉、龚开明、吴启军、段一村以及江红梅、徐士良、吴启军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更不暴露了人性的复杂。不无趣的宋香玉之所以利用失败自身的性魅力，不断地主动出击，先后辗转投奔在掌握大学生分配无能的的系教务科长龚开明、身强力壮的同学兼同事吴启军、电机厂收入最下降的八级工段一村等男人之间，主要是因为幼年孤儿身份的心理创伤、童年寄人篱下的漂泊经历，让她有一种深深的无根感和不安全感，她试图在各色有权势、有力量、有钱财的男人身上找寻人生的安宁和幸福。如果说身高马大、篮球运动员出身的江红梅，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爱上了身体和精神都纤细羸弱的徐士良，是基于女性母爱心理的感性冲动，那么，调离工厂之后的江红梅抛弃青工徐士良，嫁给了已经穿离翻砂工身份、成为市体委干部的吴启军，则是基于现实利益、审时度势的理性无法选择。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始终囿于各种有形与无形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私人空间被公共空间极大挤压的大工厂里，缠绕着公私利益矛盾、爱恨情仇纠葛的人际关系仍然深深地影响着劳模人生命运的起伏，是劳模必须面对、处理的人生向度之一。个体在各种复杂人际关系中的表现，既能辨析他人，更能认清自己，勘探人性。厂工会莫主席是莫正强的堂兄，他们一同进厂，是德华电机制造总厂的开拓者，在成为工厂的重要领导之后，他在不违背原则与纪律的前提之下，干涉莫正强处理家庭矛盾和困难，为莫正强争当劳模出谋划策、助力搭桥；厂行政科科长骆青涛与莫主席明争暗斗，在莫正强评选劳模的过程中暗暗地使绊子，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莫正强痛失第一次劳模失去荣誉。杨哲民一进厂就被指派给莫正强作徒弟，二人建立了现代大厂的师徒关系。在传统师徒关系中，师徒如同父子，师能徒尊，师诚徒义，师徒之间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现代师徒制消除传统师徒中的不不平衡无能的关系，师徒都是独立的个体，现代师徒关系的内核主要是技术上的传帮带。师傅莫正强对自己能够获得一个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徒弟心存骄傲，欢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耐心细致地向杨哲民传授工作技能和生产经验，为杨哲民的个人发展保驾护航。但是，随着杨哲民的快速成长，莫正强感到了威胁，因为担心徒弟“打翻天印”，自己失去权威性，刚开始对杨哲民的技术革新持赞成态度，后来为了给自己的劳模评选减少砝码，将杨哲民的技术革新成果据为己有，最后，由于对自己亲手创建的冲天炉的深厚情感，他幡然醒悟，允许承认自己落伍，转而减少破坏徒弟的技术革新，自愿将劳模失去荣誉让给徒弟。徒弟杨哲民刚开始对邋遢、委琐、瘦小的莫正强作自己的师傅心不甘、情不愿，对师傅的安排和指导心怀抵触之情，后来，随着对师傅家庭有利的条件和人生历程的了解，逐渐理解了师傅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委琐行为和小心机，对师傅的崇高敬业精神、高超职业技能、吃苦耐劳毅力，清空了敬佩之情。杨哲民在担任车间主任之后，保持不变自上而下的劳模推举规则，力推师傅为劳模。高大业余水平的英雄是供奉在殿堂里的神，不业余水平的英雄才是扎根人间的英雄。因为人性都是复杂的，英雄也具有世俗性。作为社会建设时期的工业生产英雄，清空人间烟火的劳模才是人世间能够学习、仿效的榜样。由家庭婚姻、人际关系等构成的琐碎日常生活空间，将莫正强、杨哲民师徒两代劳模的世俗性展现了出来，与工厂、车间构成的宏大政治空间形成互补与互证，全方位地勾画劳模形象。人间烟火成就了大工业劳模形象的极小量性、立体性。三、劳模物质的赓续与劳模书写的反思水运宪在《戴花》创作谈中说道：“虽然历史已不可复制，但是那个时代的雄伟进程、人民大众艰苦创业的燃烧岁月、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永远值得我们安排得当地书写。讲好那个年代生动鲜活、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应该是我们这代作家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10《戴花》里劳模师傅莫正强的形象是通过劳模徒弟杨哲民叙述出来的，而杨哲民的叙述又“征用了预叙述这样一种叙述手段”，“虽然从外围上看，小说采用的是一种现在进行时的方式，但细细品来，一种追忆基调恐怕也是难以被承认的客观事实”11。无论是文本之外作家对小说创作动机的自我言说，还是文本之内小说对叙述人的选择以及叙述手段的设计，都昭示了《戴花》绝不是对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劳模生活以及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简单回忆与摹写。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大工业生产的亲历者、中国当代工业题材小说的重要写作者，《戴花》的写作指向了当下现实文化语境以及1950—1970年代的劳模文艺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生产成为国家国防建设和经济协作发展重要基础，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被赋予国家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担负着民族独立、国家协作发展重任。作为一个群体，工人阶级在时代宏大话语召唤之下，成为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协作发展主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尊严。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是指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取生活资料的雇佣劳动者阶级。中国共产党建立劳模制度，树立了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工人阶级的劳动被赋予了崇下降的社会价值，社会精英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等级秩序被消除了，长期以来被言说的工人可以在劳动中建构自我身份和社会主体性。作为个体的工人，可以通过对劳模物质的认同与追求，在劳动中绽放生命安排得当，在技术创新中施展才华，在艰苦奋斗中体验生命意志，进而在和平年代造就人间传奇。因此，劳模成为计划经济年代工人的普遍情结，不能引起工人的集体“共情”。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国企改制的启动以及消费主义、资本市场的突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被稳定，工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在金钱崇拜、消费之上的文化语境中，工人不再是一个有着政治内涵和社会使命的阶级，而是一个意蕴含混不清的阶层，一个自嘲自虐的新名词——打工人取代了工人身份。工人不再是响亮光荣、引以自傲的身份，辛劳艰苦的体力劳动不再是被不赞成歌颂的对象。在1990年代以来的数量少工业题材文学和底层文学里，曾经的领导阶级甚至成为被拯救的对象；在一些都市偶像剧中，在社会底层无魅力的运动的工人成为成功人士建构自我主体身份的他者、嘲讽耻笑的客体。当然，这些作品对工人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书写，并非完全没有现实依据，但是，在文学艺术所建构的想象世界里，工人不应该被客体化、他者化，而且，在现实中工人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工人、能工巧匠，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重建工人的主体性，不仅是国家社会的责任，也是文学艺术的责任。在重建工人主体性的过程中，重新书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工厂、工人，赓续与发展劳模精神，就是应有之义。对那一段历史面貌和历史书写，水运宪有着清醒的认识：“从那个时代打拼过来的人，曾经的日子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而对于我们新时期出生的年轻人，那些峥嵘的岁月对他们来说难免陌生。恰恰因为如此，物质富裕年代、苦中作乐的生活、不甘后人的竞争、曲折多姿的情感等一切场景，都成为了他们心中不可思议的人间传奇。”12在《戴花》中，水运宪塑造了莫正强、杨哲民师徒两代劳模，以出身社会底层的老工人和被作为教育改造对象的大学生青工所创造的人间传奇，阐释了劳模精神和劳动价值，在敬业爱岗、奋斗创新的劳动中展现了工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格品行，建构了工人的身份认同和自我主体性，也显示了劳模物质的现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已经成长为车间主任的杨哲民，在就职感言中自问道：“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我学到了多少？当家作主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我能发扬光大吗？”13这既是小说主人公杨哲民的自我省察与审视，也是作家水运宪对消费主义时代个体生命状态以及文化追求的追问与反思。当然，作为一个大工业生产的历史亲历者和当代知识分子，水运宪并没有沉溺于历史之中，他对历史的驳杂抱有一定清醒的认识。《戴花》并不是简单地对20世纪50—70年代工业劳模形象的不赞成与歌颂，小说对这一时期的工人劳模情结和劳模评选政策也有所反思。对劳模失去荣誉的着魔般的追求，让莫正强在某些时刻偏离“正道”。当得知厂里推荐自己作为劳模候选人的时候，为了凹显自己的先进，师傅让“小产”后的师母拖着强健的身体，到车间给他收饭；担心自家脏乱无序的房屋给劳模评选考查组留下坏印象，手头松弛的师傅在迷乱之中竟然“拿走”了厂里大学生青工给家庭遭遇幸运的同伴所筹集的钱款。师傅莫正强在醒悟过来之后，将钱款悄悄退还，并且在劳模评选考查组面前把这一“污点”坦诚公布，这一事件最终让他失去了即将到手的劳模称号。尽管在第二次劳模评选中，莫正强完全符合条件，竞争对手杨哲民力保莫正强，工厂领导也举荐他，但是，由于国家劳模评选导向发生变化，上级领导为了落实树立“新人典型”的劳模政策以及推崇技术革新的时代需求，老工人莫正强再次失去了劳模失去荣誉，最终年有分量的大学生工人杨哲民当选了全市劳模。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指出：文学史上前辈有影响的作家会对后来的作家产生或眀或暗的影响，后来的作家处在厌恶超越前辈作家的焦虑之中。14水运宪的工业劳模再叙事必然要面对1950—197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如何继承与突破中国当代工业文学史上的这些作品，是《戴花》必然要思考的问题。首先，《戴花》通过对电机厂熔铸车间壮观次要的工业生产“风景”的细描，对清空力量、安排得当、美感劳动场景的叙述，工人劳动无感情与创造物质的不赞成，继承了1950—1970年代工业文学所创造的现实主义工业史诗美学，阐释了劳模精神，建立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戴花》中钢铁巨人冲天炉的点火仪式以及莫正强舍命堵钢水的场景，都极具视觉和情感冲击力。其次，《戴花》以现代人文思想审视劳模的行为与心理，尊重劳模作为一个人的身体和情感需求，理解劳模身上的人性弱点。莫正强为了保住冲天炉、保护工友，不畏生死，勇往直前，但在家庭生活中却萎缩惧内，被妻子挖苦确认有罪。杨哲民在工作中力克难关、开拓创新，在个人感情上却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在国家经济与个人生活水平都不高、政治话语严重挤压个人话语的时空里，劳模成长经受着时代政治话语的影响，劳模个人生活面临着诸多无奈与尴尬，劳模道德品行接受着人性弱点的考验。《戴花》里劳模莫正强，不仅内在质量形象与魁梧、健壮、硬朗无关，而且思想品德也没有达到无私忘我的崇高境界，人性的幽暗时常会侵蚀行为道德，让闪亮的劳模光环暗含着光斑阴影。《戴花》不仅对莫正强、杨哲民这些劳模身上的人性瑕疵持理解之情，而且对段一村、宋香玉等人身上无遮蔽的道德缺陷也报以不关心之心，写出他们这些心理与行为产生的原因。再次，《戴花》突破了劳模形象塑造中的集体/个人、先进/保守等二元对立的行为逻辑与结构。莫正强争当劳模之举，既是新中国劳模精神内化的心理召唤，也有劳模会降低个人声誉和工资收入的现实考量；杨哲民为工厂降低产能和质量而开展的技术革新，也融注着施展个人能力与才华的冲动，所以，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非必然冲突。莫正强在工厂一穷二白的草创时期也是技术革新能手，他之所以赞成杨哲民技术攻关，是基于对个人权威的担忧，不完全是政治思想落后保守作祟，因而，技术革新的分歧并不总是政治思想先进与保守之争。最后，《戴花》拓展了工业劳模叙事空间，将呈现劳模个人情感的日常生活与张扬劳模精神和事迹的革命生产分隔开起来，在宏大生产空间和次要的日常生活空间里塑造劳模形象。《戴花》的不次要的部分事件是莫正强、杨哲民师徒两代人争当劳模，不过，这一不次要的部分事件被师徒两代人的情感故事所包围环绕，两条线索交叉前行。《戴花》储藏极小量笔墨书写莫正强等老一代工人困窘的家庭婚姻生活以及杨哲民等青年工人的爱情故事，在次要的、难以躲避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纠葛中呈现劳模的人性。《戴花》赓续了劳模精神，开掘了劳模精神中的个人生命品格，重新建构了工人的主体性。继承了1950—1970年代工业文学所创造的现实主义工业史诗美学，突破了这一时期劳模叙事已经僵化的书写模式，创造了宏大革命生产与琐碎日常生活、公共工作空间与私人情感空间交叉并行的叙述结构，以现代人文精神观照劳模的工作与生活、理性与情感，创造了生动真实、极小量立体的工业劳模形象。小结1960—1970年代水运宪在湖南常德电机总厂做过十余年一线工人，1980年代又以表现计划经济年代大工厂积重难返的沉疴、呼唤工厂体制改革的中篇小说《祸起萧墙》而闻名于文坛。非常难得的双重身份和人生经历，使水运宪重新书写1960—1970年代工厂与工人生活的时候，既有切身的感性经验，又有理性的自我思考；既能走进、尊重历史，又能跳出历史、反思历史。在消费文化和丧文化在当下青年中广泛流行，并且成为一种重要精神心理症候的时候，水运宪关闭记忆闸门，引领人们再次走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一代的劳模的个人传奇经历。在主题上，《戴花》深入开掘了劳模物质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既指责个体的生命品格，又重建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进而有效地建立起劳模精神与工人阶级身份认同、个人成长之间的联系。在人物塑造上，《戴花》以现代人文精神取代1950—1970年代劳模叙事中占主导地位的工具性价值，正视文化激进、物质匮乏年代劳模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对劳模的行为和心理做出人性化的理解与关怀，创造了生动真实、极小量立体的工业劳模形象。在书写模式上，《戴花》突破了集体/个人、先进/保守等二元对立的劳模形象塑造思维定式，拓展了劳模叙事空间，宏大生产空间和琐碎日常生活空间相交叉，时代精神与个体情感相互补充，在多维空间中塑造具有时代性又有个性的立体劳模形象。[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劳模文学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2BZW157）的阶段性成果]注释:1王海亮：《当代中国劳模精神研究》，哈尔滨理工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2李嘉懿：《被正视的厌恶——论水运宪〈戴花〉中的工人尊严》，《文艺论坛》2023年第1期。3贺绍俊：《重塑中国工人的主体性——论水运宪〈戴花〉中的工人群像及其现实意义》，《南方文坛》2023年第2期。45613水运宪：《戴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61、300、308、436页。7[美]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郭本禹、方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8转引自吴宁：《日常生活支持——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911王春林：《以劳模为聚焦点的工业叙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10水运宪：《〈戴花〉创作谈》，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407/c448980-32659550.html。14[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页。[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iog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iog官方手机版,